“春夏省狱减刑，秋冬断狱行刑”的秋冬行刑制度，始于西汉武帝时期，它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适时行刑理论，《周礼秋官》载：“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刑杀要选择合适的时间，要顺天而为，不能逆天而行。
众所周知，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生产在整个国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丰收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稳定与否。在古代，由于科技落后，人们往往习惯将自然现象与社会活动相联系，根据自然现象来进行相应的社会活动，对于这点，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先秦时期，古人会将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份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并把每个季节都配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春为木德，夏为火德，夏秋之间为土德，秋为金德，冬为水德。古人认为，每个不同的季节，所要做的事情一定要符合各个季节的，比如春夏两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因此一定要做一些与勃勃生机有关的事情，这样才能使事情顺利的进行，正所谓“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须其时”。
在当时，在行刑一事上，古人就非常重视它与四季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会选择在秋冬季执行死刑，而不是春夏季。首先，自古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活动，春夏两季正是农忙时节，如若在此时行刑，不但会丧失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更会极大的损害农业生产活动，正如汉代司徒鲁恭所说：“因为盛夏征召农人，考验，连滞无已，……逮捕一人，罪延十数。上逆时气，下伤农桑”，对于古人而言，在春夏季去缉捕，或处死罪犯，这是上违天意，下伤农业，实在是得不偿失。
其次，春夏是万物生长的时节，是生机勃发，适宜万物成长的季节，因此在古人看来，春夏最应该做的就是休养生息，而不是去摧毁生计。所以，若朝廷在此时执行死刑，这显然是与自然秩序相悖的，是“逆天而行”的，是会导致世间的秩序出现混乱，继而产生大灾害的。正所谓“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在古人看来，只有顺应天命，才能万事大吉，因此对于死刑这种有伤天和的事情，自然不能选在春夏这样万物复苏的季节。
由此，为了不违抗天意，如《左传》所言：“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古代王朝是严格遵循着春夏两季大赦，秋冬行刑的规矩。而之所以选择在秋冬两季执行刑罚：首先秋季对应五行中的“金”，金的本性冰冷，象征着阴寒。其次秋冬季是一年四季中生命力最低的时期，万物沉寂之时，象征着肃杀，所谓“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是故，古人认为秋冬是最适合行刑的季节，既不违背天意，又不误农时，可谓是一举两得。
据《礼记月令》所载，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行刑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孟秋、仲秋、季秋三月，这三月各为农历的七、八、九月，是为秋季行刑中的三个阶段。七月，是一年之中开始刑杀的时间，此时司法官员不能任何的懈怠，要认真复核死刑案件，避免出现冤假错案；八月，是可以大兴杀戮的时间，但司法官员不能滥杀、错杀，要慎杀；九月是杀戮扫尾的时间，司马官员要严格检查，看是否漏杀的本该被处死的死刑犯。
不过，春秋战国时期，对于死刑的执行，周朝并没有将“秋冬行刑”的制度明文于律法之上，只是建议各诸侯国这么做，但是并未强制其一定要这么做。
真正将“秋冬行刑”明文于律法之上的，还是在西汉。汉律定：刑杀只能在秋冬进行，立春之后不得刑杀。
“秋冬行刑”制度在西汉进入司法实践的结论，可以在诸多有关于西汉的典籍中得到证实。
如《后汉书陈宠传》载：“萧何草律，季秋论囚，俱避立春之月”，这就说明在立春之月不能行刑的规定在汉初就已然确立。再如《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元光四年冬十二月晦，论杀魏其侯”，胡三省在此注曰：“汉法以冬月行重刑，迂春则赦若赎，故以十二月晦，论杀魏其侯”。元光四年（前年），魏其侯窦婴以“伪造诏书罪”被论死，因汉代实行秋冬行刑的律法，一旦过了立冬，那就不能行刑，多半会被赦免，所以武帝为了杀他，就赶在十二月最后一天，将其斩首。
汉初，其统治者在总结秦代为何会灭亡时，曾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秦为虐*，四时行刑”，就是秦用刑过度，不分时节的执行死刑，滥杀枉杀，致使秦亡。因此，汉初统治者为避免重蹈秦“尚法而亡”的覆辙，在刑法一事上，摒弃了法家之学，推崇*老之学，而*老之学，就要求要求行刑要遵循“时令”。
《淮南子时则训》载：“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禁奸塞邪，审决狱，平词讼。……孟冬之月，命有司，……断罚刑，杀当罪，阿上乱法者诛”，汉初，汉廷就将颁发*令、修订法令、决狱断罪、斩杀囚犯等国家*治法律活动与自然界的四时寒暑节气联系起来，其中孟秋（农历七月）是修订法令，审理案件的时间；孟冬（农历十月）是执行死刑的时间。此时，在汉代除谋反大逆“决不待时”外，一般死刑犯都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天以前完成死刑的执行。
那为何汉代也要遵循着先秦时期的传统，以秋冬来作为执行死刑的时间呢？其他季节就不行呢？首先，就是如我们上文所说，因为秋冬是“天地始肃”之时，此时杀气已至，可以“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其次，儒家的影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了天下唯一的思想，因此儒家对于行刑时间的看法，自然也就影响着汉代上层的决策。对于儒家而言，其很重视四时节气与社会活动之间的联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就说道：“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四*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为帝王的四种执*行为，帝王在执行这些行为时要与四季变化相适应，其中秋冬就是适合行刑的时节。
董仲舒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大意就是天地间所有的事物都分阴和阳，只有阴阳调和，这世间的一切事物才能正常有序且健康和谐地向前发展。而春夏属阳，秋冬属阴，阳主生，阴主杀，因此若要行刑，则只能是顺应天命，选择在秋冬进行。
由此，就在儒家这种“春生秋杀”的思想下，汉代行刑时间被明确的定在秋季和立冬之后，以农历九月至十二月四个月为刑杀时间，具体是在九、十、十一、十二这四个月，立春后就不能再行刑（十二月虽属于冬季，但若立春是发生在十二月，这也是不可以行刑的，《后汉书章帝纪》载：“律十二月立春，不得报囚”）。当然，汉代虽规定死刑犯要在秋冬执行死刑，但是对于涉及到谋逆的重刑犯，汉廷却无需遵守秋冬执行的规矩，而是可以随时执行，《后汉书章帝纪》载：“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即除非是涉及谋逆的死刑罪犯，其他死刑犯只能在立秋后执行。
此外，汉廷的行刑除了有着时节上的限制，还规定了死刑的具体执行时间，即死刑只能在农历九月至十二月的十五日或者十六日之后执行死刑。其次，在祭祀斋戒的时间内不得执行死刑，即在朝廷祭祀天地、神袛或祖先时，全国上下不能“判署刑杀文书及决罚”犯人。
自汉代后，历代皆遵循“刑杀只能在秋冬进行，立春之后不得刑杀”的规矩。唐、宋律定：从立春到秋分，除犯恶逆以上、奴婢杀主之外，其余罪犯均只能在秋冬执行死刑，并明确规定“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明清规定，经朝审应处决的犯人，也需在秋季处决。
综上所述，古人之所以要选择秋冬两季执行刑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遵循天道，因为在古人看来，春夏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而秋冬是草枯叶落的季节，这是上天制定下来的自然法则，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因此若要执行死刑，则只能是在秋冬进行，在此时进行刑罚，不但能体现出遵循天道的顺从，还能为刑杀罪犯的行为增加了一种天威，好似不是人在施刑而是天要施刑。
同时，正如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所说：“刑的本身便是剥夺宇宙间生命的杀戮行为，与四时生杀的自然秩序的关系更为直接，更为密切，所以刑杀必于秋冬，断不能于万物的季节施行杀戮，而敢与自然秩序相背”，秋冬行刑是被视为顺“阴阳”，则“五行”，循“天道”，合“天时”的行为，是被上天所允许的。
当然，“秋冬行刑”制度是带有极强的迷信色彩的，它会被历代统治者所遵循，其本质上绝非是因为统治者顺从天意，如若真的是为了听从天意，那统治者也不会把谋逆的罪行给踢出秋冬行刑的行列中。因此事实上，历代统治者之所以会听从天意，禁止多数死刑犯在春夏两季被执行死刑，是统治者假借天意，肆意杀伐，使得百姓不敢反抗，是其巩固自身统治的工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