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作品
生产队的散伙饭
文/任成印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最深刻的两次变革恐怕当属建国初期的人民公社和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前一次由家庭到集体，后一次由集体返回到家庭。看起来是一次循环，实际上却隐含着对经济规律的探索过程。这里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在我的家乡，从新中国建立到80年代初的三十年里，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升，仍然是人力加畜力的传统模式，四个生产小队没有一辆拖拉机。因此，集体生产方式和这种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明显不协调，最突出的表现是劳动效率低下，出工不出力的问题非常突出。比如，生产队用大马车往地里送粪，因为牲畜不够，就用人拉，除了三个青壮年驾辕外，旁边还要栓上几十条绳子。其实，那三个小伙子拉这一车粪没有任何问题，而旁边的这几十个老人、妇女和孩子就是跟着跑，混个工分而已。年7月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河北农村迅速推广和普及，具体方式有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大包干等。根据我的观察，河北省的主要农村选择了大包干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俗称的“单干”模式。这种模式几乎取消了所有的集体经济，将集体资产完全分配给了家庭，这样做虽跟当时的生产条件相适应，但引起的问题也同样不可小觑。理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该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凡适宜分散经营的都要分下去，同时，该统的要统好，家庭办有困难，集体办经济效益好的事应统一筹办。但在推广普及的过程中，一些社队把握*策不到位，过于强调“分”，不仅分土地、林地，也分多年积累起来的集体生产资料和公共设施。结果是分干分净，集体经济被彻底架空。这样，那些家庭干不了、干不好、不想干的事情就难于解决了。记得81年秋收以后，我们生产队就解散了，在分地的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公平，每块地都按人口数分配，这就导致了每户的地块过于分散，常常是东南地里干一会儿，再步行很长距离到东北地接着干，耽误了很多时间。而且过于分散的地块也不利于提高犁地、灌溉等农活的效率。生产队的耕牛和农具都作价卖给了家庭。吃散伙饭的那天晚上，生产队的大院已经空空如也！那天晚上，男女老少都去了生产队大院，牛棚里的牛全部作价卖给了个人，里面空荡荡的，打扫得挺干净。爷们儿在东边那间牛棚，媳妇孩子们在西边那间。我那时年龄小，根本意识不到这次散伙饭意味着什么，内心还洋溢着一股兴奋的情绪。我跟着发小小峰在大院里转悠着玩，小峰瞄见了他当生产队长的爸爸正在仓库里切肉，就神秘地向我招招手，然后悄悄走过去，把仓库门扒开一条缝。他大概是想从他爸爸那里偷偷要块肉吃，没想到他爸爸瞪了他一眼，就不要意思地退了回来。散伙饭开始了，东边的那间牛棚里，男人们有条不紊地传递着盛满白酒的大碗，每人抿一口，然后递给下一位，这是那个年代农民喝酒的一种经典模式。而西边的那间牛棚里，媳妇孩子们则乱成一团，嬉闹喧嚣声充斥着狭小的空间。我好不容易挤了进去，心里盘算着这散伙饭咋吃呢？大家挤在一起，连个空地儿都找不到。正在这时，我看到队长端着两大碗肉走了进来，他似乎也发现了这个场合根本没有地方放下那两只大碗，就大声吆喝，让众人让出一点空来。可是人太多，他根本无法再往里走了，就急着把两碗肉放在了地上，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有一碗就放在我的脚下，四周是拼命往前挤的妇女孩子。我迅速弯下腰，将双手插入碗底，那碗肉有一大半都捧在了我的手中，内心庆幸着自己的运气，好贪婪啊！自从吃了那次散伙饭之后，我才发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家成了村里的弱者，在生产队的时候，父亲无论当保管员，还是管理菜园，都是他力所能及的劳动。但是，大包干以后，他要犁地、耙地，甚至还要在夜里浇地。他那时已年过半百，脚底还长着顽固性鸡眼，走路一瘸一拐的。那是何等的辛劳和痛苦啊！记得有一天，他为了犁完西北的那三亩地，早晨很早就出工了，快到正午才回来。结果冠心病就犯了。哥哥为了帮父亲分担繁重的农活，也从较远的公社调到离家较近的公社，还在工作之余经常往家里跑。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劳动力就是最愁的事啊！最让我感觉凄凉的还有姑姑，那时姑父刚刚去世，在一个周末，爸爸让我帮姑姑给地里的棉花抹驱虫药，望着姑姑那极度佝偻的背脊，一股强烈的凄楚涌上心头。一个孤寡老人如何能独立种承包地呢？假如在生产队时，这样的老人可以做“五保户”，由集体负责照顾，而在大包干之后，集体解散了，国家也不提供任何保障，孤寡老人生存之难可以想象！集体经济解体之后带来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是村干部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公共事务无人问津，公共设施无力建设。这些问题极大制约了农村的进一步发展，也成为目前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任成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