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今天有人问我：我想知道你认为的真理是怎样的？
我的回答是：真理具有两个特质：简单、美观。
当然，这个回答不是我的，而是科学界公认的“好的理论”的两个特质。比如爱因斯坦就对“丑”的理论不感兴趣。如果有人提出的理论在形式上（公式或图示）就是丑的，他就断定是有问题的理论，根本就不想讨论，甚至压根儿就不听不看，直接就否决。另外，一个理论越简单，它的解释力就越大，这也是科学界的一个共识。
比如我提出的商音中心理论，就可以用一个简单而美观的图示来表示：
另一个思路是：它能不能用一个数学或物理学公式来表示？我一直没有想出办法来。昨天听周勤如先生说他打算尽快地完成他的“两仪五度相生音体系”理论的“晶化”，其实他所谓的“两仪五度相生音体系”，实际上就是我上面这个图示所表示的音体系。那么，他想尽快完成的事情，就是对我的理论作进一步“晶化”。我很希望他能把这件大事儿办成，当然这需要比较厉害的数学或物理学功底，也许得找这两个领域的学者来联合攻关。
2、有人问我：为啥我看过的这些论文和这些作者，都被你抨击了一遍？
这确实是个令很多人不解的问题：你老蒲总说这个错了那个也错了，好像就你一个人对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也曾经感觉到这个问题，但没去想它。今天有人一问，我便很快作出了回答。为什么我的反应如此迅捷呢？这是由长期熏陶出来的科学素质所决定的必然反应。
我的回答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真正正确的东西非常少，往往几十年、上百年才会出现一个。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甚至要等上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个真正立得住的东西。科学研究发展到最后，只剩下几个正确的理论就够了。比如物理学界自牛顿理论之后沉寂了三百年，直到爱因斯坦的出现，才打破了这一僵局。他俩追求的终极目标叫“终极理论”或“大统一理论”，这种理论恐怕就只有一个。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科学研究的漫长历程中，要走很多弯路，其中错误的东西非常多，要真正提出一个像样的东西非常困难。所以我发现音乐学研究中过去与现在的各式各样的理论有很多都是错的，就是这个道理。
3、乐学与律学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这个问题我早有论文谈过，自认为已经解决。但总有一些律学研究者（包括专业与业余）不吃我这套，还是一个猛子扎进去不愿意冒出脑壳来。那么我就用科普的语言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我的科普能力特别强）。
有人说C这个音儿或者另外其它什么音儿，从律学的观察来看，可以有四种不同的高度，比如它们之间相差了几个音分还是咋的。我就问一句：这几种高度的C是不是还是C？如果不是C，那又是什么？或者更通俗地说：这几种高度的1，是不是还是1？如果它们高来低去还是C或1的话，那么它们的性质并没有因为高或低几个音分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对不？这就是乐学认识方法的本质规定性——这种本质特征不会因律学观察的细微音分差而改变。比如我上面那个简单而美丽的图示，就是音关系的乐学本质的表达图示。如果非要用律学的近视眼来看，这个图示就不美丽了，总觉得她好像有点儿眼屎没揩干净，或者脚底板儿长了个鸡眼儿，不是美人儿啦。
当然，如果这个C或1再高或再低一些，比如高了或低了二十几个音分，那么它就不像C或1了，那么它是什么呢？恐怕什么都不是，通俗地说叫跑音儿或者跑调了。有律学爱好者说：五度相生律生了十二次之后产生了24个音分的音差，这是逻辑推算出来的结果啊，你能说这个逻辑错了？那么我告诉你：这24个音分是2个音分的十二次累积出来的。这2个音分的差别人的耳朵根本就听不出来，所谓累积，也是打算盘硬算出来的，跟人的耳朵或音乐实践完全不沾边儿。
4、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建立是靠大兵团作战还是一两个人就够了？
最后这个问题是个我自问自答的问题。我发现一个情况：音乐学界有一个宏大的研究目标，就是建立中国音乐理论体系。一个共识是：这个目标需要群策群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所以至少北京就有一个集体攻关小组在搞这档子事儿，申请下来了多少经费不晓得，好像一直没有下文。
但这个事情也有个人在搞，比如杜亚雄先生就在努力搞《中国民族基本乐理》。童忠良先生和我也在自己搞。他俩拿了国家课题经费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要国家一分钱，也没有增加多少家庭开支，就是有时候熬夜，电费多花了一些。
现在的情况是：这个体系我自己把它基本上搞出来了。
是怎么搞的呢？
我咚的一下子扎到了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根儿部，搞出了一个“商音中心”理论。这个理论可不得了，他相当于中国音乐的“终极理论”，把它吃透了，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基本架子就搭起来了。就像建筑设计一样，剩下的只是硬装与软装了。
这个理论的诱惑力相当大，据我所知，至少童忠良先生与周勤如先生晓得它的极大魅力，都想把它收入囊中而青史留名。
我说这个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是想表达：科学研究不像打架，它往往不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势众的结果。伟大的灵感一般来说只会击中一个人的脑壳，而不是像机关枪那样噼里啪啦扫到一大堆人的脑壳上。
不过，我还是相信美国科学文化学家怀特的说法：这是文化发展积累到了某个阶段必然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综合现象，并不是我这个人有多聪明，而是我比较幸运：我生活在音乐文化的发展必然产生某种新的综合的特殊年代；这种新的文化综合恰好选中了我的脑袋。
当然，我的脑袋还不算傻（怀特说了，至少要有中等智力且必须接受过一些专业训练），既然发不了财、当不了官儿、泡不着妞，除了吃喝拉撒总得有点儿精神寄托，便只好追求一下“真理”，阴差阳错间走了狗屎运而已。
按我的理解，怀特的理论，就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理论。
蒲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