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上古农耕文明，其源远流长比得上檀公簋、后母戊鼎这些“物质文化遗产”。不过，和青铜器一经铸成便万古不易不同，二十四节气的成型之路却十分漫长——不妨将其视为由二十四个成员组成的“天团”，这个组合萌芽于西周时期，其后经历了多轮扩招与裁汰，终于在数百年的岁月中打磨成如今的阵容。成员之间的竞争可想而知地激烈，因此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名单：比如战国时期《管子》记载的“三十节气”，其中“地气发”这一节气至今还能在青海河湟一带寻到残存的风俗印记。
霜降不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但从《礼记·月令》中的“霜始降”、《诗经·七月》中的“九月肃霜，十月涤场”中不难发现霜降悠久的“家世渊源”。比起“四立两分两至”，霜降的标识性似乎也不算分明，但进一步观察就能发现，这一节气有着独特的分野：霜降，是一年之中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时间大约在农历九月，太阳到达*经度，万物毕成，毕入于戌，阳下入地，阴气始凝——如果要为北半球的渐寒之路找一个起点，那这个起点便落在霜降。
“霜降”是主谓短语。“霜”是名词，“降”是动作，短短两个字，其实包含了丰富的情节。秋季夜晚散热快，温度会降零度以下，空气中的水蒸气会在地面或植物上直接凝结形成细微的冰针，这便是霜。大约周秦时期的古人以为霜由天而降，因此将初霜时的节气取名“霜降”，这种看法虽然不甚科学，却无疑更加浪漫。
从气象学的角度来看，霜的形成是因为巨大的昼夜温差，因此霜降中的“降”不妨移风易俗地理解为气温骤降。不过古人却用了一个故事来对此进行解释——恰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言：“至秋三月，地气不藏，乃收其杀，百虫蛰伏，静居闭户，青女乃出，以降霜雪。”也就是说，霜降之所以寒冷，是因为主管霜雪的青女于此时出关。不少文人为此对青女颇有微词，如寒山的“屡见枯杨荑，常遭青女杀”，姚鼐的“今年青女慵司令，九日*花未吐枝”——杨的枯萎和菊的晚开，都成了青女的罪过。倒是李商隐的《霜月》豁达一些：“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霜降初到，豺正开始捕获猎物过冬。古人认为“祭天报本也”，喜欢将动物界罗列食物的行为视为祭祀，七十二侯中有獭祭鱼、鹰乃祭鸟，连同豺乃祭兽，分别对应着初春、初秋和深秋时节，也映射着古人对天人合一这一理念的朴素认知。接着，草木继续*落、万物逐渐凋零，深秋的凛冽之气也一日浓过一日。再后来，蛰虫进入冬眠状态，天地开始岑寂，经历了春耕夏耘和秋收，人们跟随大自然一道休眠敛藏，以迎接下一个春天。
四季轮回是天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霜降在千百年中华文明的浸润下，却在人们心中留下色彩鲜明的文化印痕。“霜降杀百草”，那是农人对一年收成的质朴期待。“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向咸阳”，那是诗人对因霜降而起的念亲之感的文学概括。而盛行千年之久又最终消亡的旗纛祭祀，则是*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对将士们独有神祇表达敬畏的行伍礼仪。这三种截然不同的霜降意象，让深秋的凌冽有更深沉的内涵。
对于农人来说，露与霜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田地里的生计。
中原地区谷雨断霜、霜降见霜，这段没有霜出现的时节被称做无霜期。在无霜期，热量资源丰富，大自然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着丰富的物质基础，因此霜降的到来也预示着农人们一年劳作进入收尾阶段，可以准备冬休了。这种休憩不止于农人，《礼记·月令》有言：“霜始降，则百工休。”霜降之后百工停止劳作开始休息的作法，既是顺时，也是因为天冷不便于工程或手艺制作。
关键的时间节点自然会孕育出众多的农谚。关于霜降的农谚，大多带点说教意味，比如“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霜降霜降，洋芋地里不敢放”“霜降不出菜，冻坏你莫怪”。在云南宣威，旧时还有“霜降卜岁”的习俗以有霜无霜来判断来年的收成，所谓“霜降无霜，碓头没糠”“霜降见霜，米谷满仓”——如果霜降这天没有降霜，用来捣米用的碓头都不会沾上米糠，若是见了霜，来年的米谷则能填满粮仓，这与另一句流传更广的农谚“瑞雪兆丰年”倒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霜降霜降，降了霜则百工休，不降霜又有“碓头没糠”之虞，所以这劳作的休止符还是划上为妙。或许是为了补偿农人们的辛劳，霜降却以另一种方式准备了礼物：经历了霜降考验的农作物，往往口感更为出彩。早在西汉，氾胜之便在其农学著作《氾胜之书》中记载了“芸薹（萝卜）足霜乃收，不足霜即涩”的现象。农谚里说得更直接：“霜打的蔬菜分外甜。”
其实何止是蔬菜，柑橘、甘蔗等不少水果都是被霜打过之后更为甜美可口，因为这些果蔬启动了“防冻保护模式”，用糖水冰点低来保护自己。比如青菜——青菜本身含有淀粉，淀粉既不甜也不易溶于水。霜打后，青菜里的淀粉会降解，转化为蔗糖、葡萄糖和果糖等。糖分能增加青菜的抗冻性，使其不易被冻坏。北方人钟爱的大白菜、南方人青睐的小油菜、莴笋、白菜薹等都属此类，经霜打后口感更好，而且容易煮软。王景彝《琳斋诗稿》有句：“紫干经霜脆，*花带雪娇。”民间亦有“梅兰竹菊经霜脆，不及菜薹雪后娇”的民谚，霜打后的果蔬居然能卓然凌驾于花中四君子之上，却不知吵嚷着“无竹令人俗”的苏轼做何感想呢？
放下了锄头，农人们方才有了丰富的时间准备各种仪式活动。作为秋天最后的节气，霜降受到了百姓普遍的重视，各地如祛凶、扫墓等习俗林林总总，祈求的则是殊途同归的来年风调雨顺、生活幸福安康。
明清时期，霜降习俗品类丰富且颇有趣味。广东高明一带，霜降前有“送芋*”的习俗。村民们会聚集起来，用瓦片垒成一个梵塔，然后点燃堆在塔里面的干柴，柴火烧得越旺越好。直至大火将瓦片烧至通红时，人们推倒梵塔，然后将芋放置在烧透的瓦片下，称为“打芋煲”，待芋被烤熟后，便将瓦片都丢至村外，即称之为“送芋*”。明人将重阳与霜降结合，在深秋时节吃“迎霜麻辣兔”、饮菊花酒；清人还有在霜降期间吃迎霜粽的习俗。当然，霜降的氛围也可以很热烈——在京城、苏州等大都市，霜降后斗鹌鹑*博则广为流行。将鹌鹑藏于彩色袋中，如果天气过于寒冷，还要外加皮套，笼于袖中，聚而斗阵。好斗的鹌鹑显然奇货可居，正如陆启泓《北京岁华记》描绘富家子弟所说的那样：“霜降后，斗鹌鹑，笼于袖中，若捧珍宝。”当然，对于这些市井顽主来说，霜降背后的耕作之苦就显得过于遥远了。
似乎大自然也了解到了霜降对于寻常百姓的重要，于是通过一封特殊的“函件”提醒人们这一时节的到来，这封“函件”文人们称为霜信，信中的“字句”则是鸿雁南飞的轨迹。元好问《药山道中》诗云：“白雁已衔霜信过，青林闲送雨声来。”毛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解释写实些，提到北方的白雁“秋深方来，来则降霜。河北谓之霜信”。从劳作需求的角度来年，农人们一定比文人更在意这一暗示，但“碓头没糠”“米谷满仓”之类的俗语，到底是不如霜信一词来得雅致。这其中的不同，也牵引出霜降的另一番风情。
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眼中的霜降，当然也是诗性的。
霜降的前一个节气是寒露，《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二十四节气解》云：“气肃而霜降，阴始凝也”。季节由秋入冬，阳气由收到藏，露也凝结成了霜，这种浪漫的转化，赋予了霜降与生俱来的文学气质。因此，诗人笔下的深秋，露与霜往往结伴而行：曹丕的《燕歌行》有“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左思《杂诗》有“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皆是露霜并用。
古人眼中，露是液态的霜，霜是固态的露，但露是润泽，霜却有了更复杂的意味。《礼》云：霜露既降。郑玄为“霜露既降”一句作注道：“感时念亲也。”这种念亲之感一经点破，遂成为后世文人对霜降的普遍感知，乃至于在无霜的季节也不免联想到霜，并由此联想起万里之外的故乡与亲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李白《静夜思》写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哪怕只是“疑是”，也足以勾起诗人的思乡之情。而在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受降城下月如霜”，依然只是“月如霜”，却不由得不使“一夜征人尽望乡”。元稹亦在“咏廿四气诗”的《霜降九月中》里写道：“秋色悲疏木，鸿鸣忆故乡。”
游子见霜降而思乡念亲，亦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唯一正途，而参与科举、求取功名，在农耕社会里造就了数量众多的游子。在唐代，经过县、州两级考试合格的士子应在十月集中到京城应试，离京城较远者就必须在秋季八九月间出发，霜便成了游子诗中最常见的歌咏物之一。
游子的霜诗，最著名的莫过于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的传唱度无需赘言，然而从霜的视角来看，这首诗却多少有些无理。霜是附着在物体表面所形成的水汽凝华，绝不可能漫天飞舞，恰如王充《论衡》所言：“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非从天降。”张继眼中满天的霜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大约只有诗人自己能回答了。
从空间维度来看，霜降能够跨越千里，勾连起游子与故乡亲人的情感联结；而从时间维度来看，一岁一度的霜降，也令霜成为可以用来计算时间的尺度。如贾岛《渡桑干》：“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向咸阳。”范成大《赠书记归云山》：“一枕清风四十霜，孤生无处话凄凉。”汤显祖《刘君东下第南归》：“漠漠蒹葭映夕阳，同人秋鬓十三霜。”十霜即是十年，只是“年”一旦成了霜，这悠悠岁月就显得格外漫长了。
如果说霜降在农人眼中标记着劳作的节奏，在诗人眼中渲染着思乡的情怀，那在*人眼中，这个节气则代表着一年一度专属于行伍的浩大典礼。
张怀瓘《文字论》中有一名句：“文也者其道焕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依据这个标准，二十四节气中的“四立两分两至”以太阳运行为参照，当属“天之文”；而霜降与雨水、惊蛰、谷雨、白露、寒露、小雪、大雪八个节气以山川大地为参照，当属“地之文”。而在这八个“地之文”节气中，唯有惊蛰与霜降安排了国家祭祀：旗纛祭祀。
《明会典》中载：“春祭用惊蛰日，秋祭用霜降日……若出师，则取旗纛以祭；班师则仍置于庙。”所谓旗纛祭祀，是一种*中专祭之礼。《礼记·王制》云：“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这里的“祃”即为旗纛祭祀，郑玄在注中解释道：“祃，师祭也，为兵祷。”大约是旗纛祭祀之礼在东汉时期已经式微，因此郑玄紧接着又加了一句“其礼亦亡”。明朝建立后，对历代礼仪多有继扬，旗纛祭祀也由此焕发了新生。
或许是因为以武为国，明代没有采用宋代以文抑武的*策，相反大幅度提高武官级别，旗纛祭祀的兴盛也成为这一时代洪流中一道小小的注脚。明代立国之初，旗纛祭祀极为频繁，洪武三年七月之前每月朔望日均行祭祀旗纛之礼，后方改为每年春秋两次祭祀。
张以宁《翠屏集》中记载了明代旗纛祭祀的发韧：“洪武纪元之四月，公总率大*建牙于广。是月平三山贼，七月平山南龙潭诸寨，十一月开广东卫，岭表咸靖。越明年三月，有旨大都督府即所治后立旗纛庙，有旗有帜，悉庋于中，岁春惊蛰、秋霜降祀以大牢。天下守镇官于总卫各立庙，视京师典礼如之。”
从明代大量的地方志中能够看出，凡有卫所的地方，基本都能看到旗纛庙和旗纛祭祀的记载。如《嘉靖邵武府志》：“旗纛庙，在卫署西，所祀*牙六纛之神，卫所守御官皆得立庙致祭。旧典春祭用惊蛰日，秋祭用霜降日，今惟霜降日。”祭祀的神祇也颇为复杂，有“旗头大将、六纛大将、五方旗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铳炮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祇五昌神众”等，可以看出明代的旗纛祭祀盛极一时。
随着承平日久，明代各地卫所的旗纛祭祀大约在嘉靖之后开始减少，后逐渐定为每岁霜降日祭祀旗纛诸神一次，依托旗纛祭祀发展而来的节庆活动也依然热闹非凡。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旗纛庙，洪武三年建于都督府后，以祀*牙六纛之神。每岁惊蛰、霜降祭之。八年，都指挥使徐司马改建于普济桥东。诏停春祭，岁霜降。先一日，本司以所制*器绕城迎之，鼓吹殷作，谓之扬兵，至日乃祭。”到了祭祀的正日，诸种技艺纷呈，迎神赛社，热闹异常，“霜降之日，帅府致祭旗纛之神，因而张列*器，以金鼓导之，绕街迎赛。谓之扬兵。旗帜、刀戟、弓矢、斧钺、盔甲之属，种种精明，有飚骑数十，飞辔往来，呈弄解数，如双燕绰水、二*争环……”旗纛祭祀，在江南俨然便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节日庙会，也由此沾染上了浓浓的世俗色彩。
明清易代后，旗纛祭祀的礼仪依然得以保留。《康熙建宁府志》载：“故址，本主题曰：‘旗纛庙在行都司后，在宋云榭台*牙六纛之神’。岁霜降日行都司官率其属戎服以祭，祭物于本府库支官钱办祭，仪与府社稷同。今祀守备司主之。”每年霜降前夕，各地的校场演武厅的武官们都要身穿铠甲、手持刀枪弓箭，列队前往当地的旗纛庙举行收兵仪式，期望能拔除不详之事，以求天下太平。届时，武官们在庙中集合，向旗台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礼毕，列队齐放空枪三响，然后再试火炮、打枪，称之为“打霜降”，此时的百姓则如潮般聚集在周围围观。当然，随着岁月流逝，一定程度的移风易俗不可避免，清代的旗纛祭祀中混杂了满族竖纛而祭的旧俗，而明代旧有的仪式和用乐则渐渐不为人所知了。
作者：安颜颜
编辑：范昕
策划：范昕
责任编辑：*启哲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