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原副会长、重庆新诗学会会长、重庆市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文化顾问、著名诗人傅天琳女士，因病医治无效，于年10月23日11时03分在重庆逝世，享年76岁。
傅天琳，年1月24日出生于四川省资中县，年毕业于重庆电力技术学校后被分配到缙云山农场工作。其间，在诗和生活的感召下，开始尝试写诗。年推出处女诗集《绿色的音符》，以“果园诗人”形象步入诗坛，一鸣惊人，开启了她辉煌、灿烂的文学创作生涯。
“诗歌就是命运，写诗就是写阅历，写时代，写人生。”这是傅天琳的诗歌观念。文学界也经常用“真诚”“干净”评价其作品。
傅天琳从事文学创作整整60年，共出版诗集、散文集、儿童小说集等20余部。其作品曾获全国中青年优秀诗歌奖、全国首届优秀诗集奖、全国第二届女性文学奖、《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星星》优秀诗歌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
年，傅天琳凭借诗集《柠檬叶子》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傅天琳女士的去世，是中国诗歌界、重庆文学界的重大损失。文朋诗友们悲痛不已，纷纷含泪吟诗著文，缅怀这位母亲般的诗歌大家、良师益友。现特选刊部分作品，以表达我们共同的哀思。
做一个煦暖如春风的人
张昊
有的人，如同凌冽的寒风，三言两语、一举一动就让人如坠九里冰窟，如饮三尺之冰；有的人，则如煦暖的春风，徐徐化暖，一言一行都给人温暖，催人生发、上进。傅天琳老师，正是那煦暖如春风的人。
年，鲁迅文学奖评选公布前夕，主办方在网上发起了投票竞猜活动，还在读书的我和几位同学为了那飘渺的奖品兴致勃勃地猜来猜去，可惜那时的我们刚刚入学，对当代文坛上的事一知半解，终于一无所获。后来和蒋老师谈起，他笑着说，你们应该来问我，说不定还真能猜准。我也是从那时起，才知道傅天琳的名字，晓得了她获奖前后的一些趣事。依稀记得后面她还来参加了新诗所的会议，但我仍然“对不上号”。
真正与她结识，是年，我去重庆文学院参加一位诗人的新书研讨会，会议开始之前，我与蒋老师在宋庆龄旧居的门前闲聊。这时一位女士闲庭信步地走过来与蒋老师打招呼。那时大概是夏季，她戴一顶颇大的帽子，双臂上笼着白色的轻纱套袖，就像重庆街头菜场行走奔忙的寻常“嬢嬢”。我正诧异于蒋老师交游广泛，他向我介绍：“你认识的哈，这是傅天琳老师。”我瞬间惊异又尴尬，脱口而出：“哦，好朴素。”傅老师笑着说：“我觉得今天已经穿得很好了啊。”那尴尬的气氛，简直上升到了天际。
尴尬之余，散会以后，我在网上找了几首傅老师的诗歌来读。粗读之下，就被她那优雅流畅的诗歌语言所吸引，尤其是那一首《梦话》：
你睡着了你不知道
妈妈坐在身旁守候你的梦话
妈妈小时候也讲梦话
但妈妈讲梦话时身旁没有妈妈
你在梦中呼唤我呼唤我
孩子你是要我和你一起到公园去
我守候你从滑梯上一次次摔下
一次次摔下你一次次长高
如果有一天你梦中不再呼唤妈妈
而呼唤一个陌生的年轻的名字
那是妈妈的期待妈妈的期待
妈妈的期待是惊喜和忧伤
那时我还在某院校教书，于是就经常向同事们和学生们介绍这首诗，介绍诗人傅天琳。后来，也是年，蒋老师在北碚图书馆做了一期讲座，我从歌乐山赶回来参加，又碰到了傅天琳老师。晚餐的时候，我刚好坐在她旁边，向她介绍对于《梦话》的喜欢。她笑着说：“哎呀呀，写得不好，写得不好。”过了一小会儿，她又说：“写那首诗的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梦话》写作于年，当时已三十多岁矣，而它的诗歌母亲却始终记得它出生时的情景。
年，我回到北碚工作，那年西大出版社组织了一套“80年代新诗经典”，我于是有机会读了傅天琳老师20世纪80年代的新诗精选集《果园与大海》。那本书里还收录了各位诗人“80年代”的多张老照片，印象最深的一张是年轻的傅天琳在果园中捧着一大篮子橙子，笑靥如花。新书宣传的时候，她笑着对我说：“你们认识我晚，脑海中总觉得我一直是个老太太的样子，其实我也曾经是个小姑娘啊。”
年开始，我在北碚作协做一些服务性工作，和傅天琳老师的接触也指数级增长起来。傅老师总说她是“北碚的女儿”，北碚的大小文学活动，只要有时间，她都要参加。从“知名作家看北碚”、两届“碚城秋韵诗歌笔会”、两届“玉兰诗会”、两届“缙云诗会”、“腊梅飘香绕静观”、“体验交通变迁·畅行自在北碚”等这些“上规模”的采风活动，到北碚作协的几次年会，乃至一些或大或小规模的诗人聚会，都能看到她那灵动的身影，听到她那爽朗的笑声。年的“体验交通变迁·畅行自在北碚”采风活动结束以后，又逢一个周末，阳光灿烂，临近中午，她一时兴起又想起了北碚槽上的萝卜，几声吆喝，又聚起一群人，在槽上的山野间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午后。从15岁到36岁，傅老师在缙云山园艺场工作生活了21年，度过了“女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光”（傅天琳语）。她对果园、土地总是有着深厚的感情，喜欢到天地广阔的乡野之中活动，每当这时，她总欢乐的像个孩子。有一次在歇马的虎头山采风，踩着春天里湿软的泥土，她对我说：“脚踩在土地上，总让人感到心安。”
傅老师给我的印象总是“灵动”的。年，北碚部分作家参加了重庆晚报每年一度的“群英荟”。会议结束，各个区县的作家都分头合影，轮到北碚时，我们刚刚站好队形，只听一声“等等我！”傅老师一个健步蹦到了台阶上，和我们挤在一起拍下了一张圆满的合照。那个台子印象中还是有一步之高，难以想象一位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居然有如此“身手”。
只要有傅天琳老师参加的活动，那气氛必定是轻松愉悦的。诗人们喜欢叫她“老师妈妈”“外婆姐姐”，亲密地围在她身边。她对人总是那么爽朗亲和，充满了笑声。有一次在东升村采风，遇到一位村里的宣传员，六七十岁的他骑着“装修时髦”的摩托，张口便是押韵的宣传顺口溜。然而文学爱好者多少又有些过于热情，有的作家可能是这种情况见得多了，闲聊几句就赶紧退开，傅天琳老师则一直亲切地和他交谈，勉励他、鼓舞他。“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啊。”离开东升后，她感慨地对我说。
近年来，我有幸编辑了《花开北碚山水间》《夜雨寄北：首届缙云诗会作品集》《自在北碚：第二届缙云诗会作品集》《路与路的变迁：畅行自在北碚作品集》等图书，这些作品集里自然离不开“北碚的诗歌女儿”——傅天琳老师的作品。有些“专家”“诗人”总觉得自己下笔如珠玉，千金不能易一字，“小小编辑何敢”。但傅老师这位真正的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却总是谦和的，有一次我因为她诗中的一个数据咨询她来源出处，她说：“我当时大致听说，并未去考证。谢谢细心负责的你！”这就不仅仅是对普通编辑的尊重了，更是对自己诗歌作品的真正负责与尊重。
其实，只要涉及诗歌艺术，傅天琳老师总是很慎重而严肃的。我不止一次在私下聊天时看到向来为人谦和、温润如玉的她对一些诗歌乱象的不满乃至气愤。年，在《果园与大海》一书的《后记》中，她写道：“不喜欢过分的晦涩，无边际的天马行空；不喜欢表面华丽的虚假珠宝和油腻的宴会厅；不喜欢雨过地皮湿；不喜欢装神弄*，把人人都懂的事情讲得人人都不懂。”对于诗歌艺术，她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样是在那篇《后记》中，她说：“本质上诗歌是情感与思想的高度统一，技巧上是音韵、节奏、感觉、意象的高度综合。一首好诗的完成一定有生命的参与，让读者读到你的脉动和心跳。”
我总以为，诗歌也好，其他文艺形式也好，其实都是写作者生命本质的呈现，一个思维混乱、品格庸俗的人是很难写出优秀的文艺作品的。而真正的诗人，其人格必定是和他的诗歌内涵所保持一致的。傅天琳老师，就是我有限的认知中见过的少有的真正的诗人。有她的作品“压阵”的作品集，格调瞬间就高了起来。而把自己活成诗的人，往往一张口就是诗。年的一次采风，傅天琳老师来蔡家报到时，车子绕了很久也没有在变化日新月异的蔡家找到会议地址，姗姗来迟后，她抱歉地说：“迷路于家门口。”那次采风，诞生了大量的诗歌、散文作品，这一句诗却始终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年，北碚发起了“三行情书”征集，傅天琳老师来北碚参加一场活动时，欣然写下：“一座绿树成荫的城市/每片叶子/都写着家的地址”。这也成了那次征集活动中我记住的唯一诗句。
进入年，我陆续听到傅天琳老师病情反复的消息，却始终不愿意相信印象中一直爽朗灵动的她居然感染沉疴。年5月，编辑《自在北碚：第二届缙云诗会作品集》时，我向她要一张高清的作者像，她发给我一张在湖边漫步的照片，回复我：“哎，去年七月好健康！今年病猫。”我的情绪瞬间低迷起来，沉默良久，把吉狄马加先生在第二届缙云诗会晚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发给她：“著名诗人傅天琳是从北碚走出去的果园诗人，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是中国诗坛身心不老的开不败的花朵。”她看到作者简介，又说：“把‘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那个删去。”原来她刚刚卸任，换是那些“帽子公司”一般的“专家”，肯定是要坚持标注上“原”的。又想起第二届缙云诗会晚会时的情景，晚会开始前，我在休息厅看到了即将登台的傅老师，难得见到往日素朴的她化了舞台妆，涂上了腮红、红嘴唇之类，看到熟人，她居然有了一丝不好意思的娇羞，我急忙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和“红嘴唇的傅老师”拍下了一张难得的合影。
年9月初的一天，几位作家在北碚小聚，蒋老师面色凝重地对我说：“现在傅老师的身体很不好，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默然许久，心中怅然。其实这多半年来傅老师的身体始终反复，以至于某天在一个群里，大家看到她在抢红包都高兴了很久，觉得终于好转。后来，10月初，我去巴中出差，蒋老师又说，傅老师这一关闯过来了。真好，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年10月23日，霜降，连阴久雨的重庆难得有了晴天，我沿着龙凤溪走了很久，拍了几张照片，思考着晚上那场沙龙活动上的发言。哪知道竟然得到了山城诗星陨落的噩耗。之后的朋友圈便是不断地刷屏，我脑子嗡嗡作响，一片混乱，腹心憋闷，连晚上网络直播的沙龙活动都有些心不在焉。
之后的几天，朋友圈里满是各种回忆的文章，或长或短，或诗或文，追忆着与傅天琳老师或多或少的交集，文字中尽是她那温暖的笑容，乐于助人的性格，哪怕刚刚相遇，哪怕寥寥数语，都如春风化暖，都如玫瑰留香，令人久久感念。我却脑海空空，一个字也写不出。
10月26日，傅天琳老师的追悼告别仪式举行。那夜我辗转难眠，惊醒几次，早上五点多就再也睡不着，六点多搭车又转车来到石桥铺。我一直对殡仪馆很抵触，不愿来，其实还是不愿意承认那个噩耗。会场花圈层叠如海，我到的时候殡仪馆已不再卖花圈，觉得摆不下，后到的人只能写一个“某某敬挽”的小条，转眼又贴满了两面墙壁。我带了一本《路与路的变迁：畅行自在北碚作品集》，放在了她的灵前。那是她参加的最后一次北碚采风活动的成果，总想着等她身体好些了亲手送给她，谁知道哪有那么多等等。仪式结束后，一群女诗人相拥，哭得如同“失恃”的孩子。
我们一行人搭乘轻轨回北碚，在冉家坝转车时，蒋老师说，很多次傅老师就是从这里搭轻轨去北碚的。每一次参加北碚的活动，傅老师都不要我们派车去接，总是说搭车方便，常常一个人拎着某一场活动中发的白色帆布袋子，搭着轻轨就来了。这回第一次坐她坐过的路线，才发现车厢里挤满了行色匆匆的旅人，临近北碚才有空座，根本就不方便。
11月6日，脑海中终于清亮了一些，心绪渐平，拉拉杂杂写下了这些文字，然而也只写了一多半。下午又去了一趟槽上，在去年那家卖萝卜的大姐家里买了一些萝卜和青菜。大姐笑着说：“我们家萝卜好得很啊，去年有人开着大巴车来买，一块钱一斤，我卖了几大袋子。”我很想告诉她，那就是我们，我们坐的不是大巴车，是小巴考斯特，而那个在她田里抱着一大堆萝卜笑得像个孩子的老太太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我终究什么也没说，只是又买了几斤萝卜青菜，然后一个人去观景台上看了看观音峡上的“八桥叠翠”，看动车、货运火车一趟趟路过北碚。
晚间，重庆晚报副刊群英荟的